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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當前西藏研究的幾點思考
發布時間: 2017-04-25    作者:孫宏年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 20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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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當前,西藏研究中有一些人無視歷史事實,在西藏主權歸屬、活佛轉世制度等問題上提出各種"學說",其本質是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利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法,為“西藏獨立”提供“理論依據”。作者分析了這些謬說的內容、本質和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西藏研究;主權歸屬;活佛轉世制度;歷史虛無主義

  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西藏進入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時期,這是西藏地方有文字記載以來的第三個發展高潮,“中央關懷、全國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勤奮努力,使西藏社會數十年間的變化超越數百年、上千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①然而,境外仍有一些人對西藏地方的歷史和西藏人民安居樂業的現實視而不見,打著“學術研究”的旗號,在西藏主權歸屬和活佛轉世制度等問題上提出各種“學說”,直接或間接地鼓吹“西藏獨立”,企圖在中國國內和國際上制造“學術影響”,而這些“學說”往往充滿歷史虛無主義,給人們的思想造成一定的混亂,對當前西藏的穩定和發展產生了某些消極影響。筆者擬對相關謬說的內容、本質和影響進行分析,不當之處,懇請方家指正。

  一、在西藏主權歸屬上的種種謬說與分析

  近代以來,西方殖民者、反華勢力就一再為它們對中國西藏的侵略尋求“合法性”依據,他們不惜采取剪裁史料、歪曲史實等手段,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西藏獨立學說”,為分裂陰謀張目。1959年以來,流亡境外的“西藏獨立”勢力加入為“西藏獨立”尋找“證據”的行列,配合西方反華勢力,在西藏主權歸屬問題上制造了形形色色的“藏獨”理論和“學說”,主要有三種:

  第一種是“西藏自古獨立說”。提出這種說法,并在國際上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英國人黎吉生(Richardson)的《西藏簡史》和流亡境外的“藏獨”分子夏格巴·旺秋德丹所寫的《藏區政治史》。前者說“西藏自古以來就和中國不一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后者則宣稱,“雪域藏地三大區,從來就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②

  第二種是“民國時期獨立說”。這一“學說”目前在國外頗有市場,一些西方“學者”也有此種看法,比如美國人梅·戈爾斯坦(Melvyn C.Goldstein)在1991年出版的《西藏現代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覆滅》(A History of ModernTibet 1913-1951:The Demise of Lamaist State)中認為,辛亥革命后十三世達賴喇嘛“想斬斷同中國的象征性聯系”,1913年初“向他的所有官員和屬民們發表了一個單方面重申他對西藏全權統治的聲明”,向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表達了“要求自由的愿望,以及在沒有中國的封號、沒有中國的內部干涉的情況下統治西藏的意圖”,而且“有效地實施了對西藏的統治,并使西藏擺脫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和影響”。③他還強調,“1951年10月標志著事實上獨立的喇嘛王國的完結。西藏當局為了獲得國際社會對其完全自治或獨立的地位的承認,奮斗了將近40年,可是最終卻認識到不得不承認中國的主權,希望以此來維護其社會、政治和宗教制度的本質”。④

  第三種是“供施關系說”。“供施關系”是佛教術語,是指信奉佛教的世俗財主“向寺院、高僧經常施舍財物,受施高僧則優先滿足施主們的誦經、超度等佛事活動要求,由此形成彼此間固定的檀越關系”。“供施關系說”強調歷史上西藏地方與中國歷代中央王朝就是“受施者”與“施主”之間的關系。黎吉生的《西藏簡史》和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藏區政治史》都試圖使用“供施關系”證明歷史上西藏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法律顧問荷蘭人范·普拉赫(MichaelC.van Walt van Praag)在《西藏的法律地位》中也強調:“西藏和滿清皇帝之間的唯一關系,是達賴喇嘛和皇帝之間的供施關系”,“這種關系不含有任何從屬關系”。⑤

  上述觀點雖然視角、“理論依據”各有不同,但都有共性,即無視西藏地方發展史的基本特點,無視千百年來西藏地方與中原王朝、中國歷代中央政府關系的基本事實,用一葉障目、偷換概念等手法,否定西藏地方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客觀事實。

  其一,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共同締造了歷史時期中國的疆域。先秦時期,中國文獻中有“五方之民”的記載,也就是東方的“夷”、南方的“蠻”、西方的“戎”、北方的“狄”和中部的“華夏”。在“五方之民”融合的基礎上,秦、漢時期形成了漢族主導建立的多民族的統一國家,此后2000多年間中國的歷史與疆域發展呈現各民族融合、少數民族獲得發展→隋唐時期的國家統一→各民族再融合、遼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興起→國家更大范圍的統一的特點。

  藏族等各族人民最早開發了西藏地區,為西南邊疆的開拓、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命運又始終與祖國內地的發展、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遠古時期,居住在今天西藏地區的藏族先民就與生活在中原地區的各民族有聯系。吐蕃王朝建立后,唐朝與吐蕃王朝兩次聯姻、多次會盟,在政治上形成了“舅甥關系”,在經濟和文化上建立了密切聯系。13世紀中期起,西藏正式成為元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行政區域。此后700多年間,中央政權屢有更迭,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措施在各時期有所不同,⑥但歷代中央政府始終對西藏進行有效管轄,主要的治藏政策、措施有相近之處,包括中央政府設立專門機構,管理西藏事務;在西藏地方派駐軍隊、清查戶口、設置驛站、征收賦稅,而且設官置守,或任命流官,或冊封、任命政教上層人士,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65年西藏自治區成立,“鞏固了西藏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的偉大成果,實現了西藏社會制度的巨大跨越,為西藏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提供了堅實保障,西藏各族人民從此與全國人民一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⑦

  其二,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觀點有充分的歷史與法理依據。張云教授撰文指出:認識“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問題的關鍵是弄清五個問題:(1)如何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疆域,只要我們把歷史上存在過的少數民族政權為多民族的中國的一部分,就能認定唐代的吐蕃、五代和宋代西藏的割據政權為當時中國的一部分,也能夠認定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的組成部分,藏族自古是中國多民族大家庭中一個成員。(2)古代中國和東方國家的歷史有自身特點,其古代的“國家”與近代以來西方傳過來的“國家”概念顯然不同,否則不僅元以前西藏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都是獨立國家,中國春秋戰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時期也存在無數的“國家”,這顯然不符合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歷史發展的自身特點。(3)“民族”與“國家”是有聯系又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認識在理論上是狹隘的,在實踐中極其有害,成為西方大國干涉別國內政、分裂弱小國家的幌子,南斯拉夫地區今天的混亂就是例證。(4)極端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是人類歷史上的逆流,各民族間的團結、交流與融合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5)中華民族的發展經歷了多元一體的歷史進程,中國多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也是艱辛、曲折的,不能把中國的歷史只看成是漢族的歷史,也不能把漢、藏關系等同于西藏與中央政府的關系,甚至是西藏地方與內地政權的關系。

  張云教授指出,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充分的依據:(1)古代漢藏語言同源,在人種、血緣上關系密切。我國學者俞敏教授和美國學者包擬古(NicholasC.Bodman)的研究成果都表明,漢藏原始語言同源,這是漢藏兩個民族在古代共同命運的一種反映。對于漢藏兩族人種、血緣關系,中國漢文史籍(如《通典》、《舊唐書》、《新唐書》)都認為“吐蕃源自發羌”,羌人則是華夏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炎帝就是羌人)。藏文史籍中也有類似的記載。(2)西藏與祖國內地文化關系密切,文化交流時間長、規模大,方式多樣,這是其他任何地區無法比擬的。(3)西藏與祖國內地經濟交流頻繁,唐蕃古道、茶馬貿易都是其代表。(4)西藏納入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具有一定必然性,包括自然環境的影響、西藏文明的向東發展、歷代中央政策的積極作用和西藏與內地相互交流等。⑧

  其三,種種“學說”的荒謬之處都在于否認基本歷史事實,遭到了我國學者的有力批駁。

  “西藏自古獨立說”的核心是把西藏的人種、語言與文化同“中國文化”,特別是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族文化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而且故意混淆民族與國家界限,將“藏族”等同于“西藏國”,試圖從狹隘的和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來曲解中國的歷史和民族關系史,實質是為“西藏獨立”尋找根據。

  “民國時期獨立說”不能在錯綜復雜的中國近代歷史背景中考察西藏的地位,無視當時西藏包括班禪、熱振在內的西藏僧俗愛國力量反對搞“西藏獨立”的事實,無視當時國際社會上沒有哪個國家或政府承認“西藏獨立”的事實。這一“學說”缺乏應有的思考:(1)如果西藏當時就是“獨立”的,1940年以后分裂勢力為何制造一股“西藏獨立”的逆流?這恰恰反映出民國時期的西藏地方并不存在某些人認為的“事實獨立”問題,而且這場分裂鬧劇最終草草收場,沒有逃脫失敗的命運。(2)辛亥革命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拉薩等地新軍也受內地影響起事,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13年初“向他的所有官員和屬民們發表了一個單方面重申他對西藏全權統治的聲明”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出現的。對于這一現象,當時人們就有清晰的認識,正如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在南京宣告成立時,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所宣布的:“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族回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武昌起義后各行省的“獨立”,“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動既一,決無岐趨,樞機成于中央,斯經緯周于四至,是曰領土之統一”。⑨這表明,中華民國是統一多民族的共和國,西藏、蒙古的“獨立”同樣是“對于清廷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如果僅僅強調1912年后中華民國中央政府的權威性極低,不能完全控制一些地方政府的各種活動,一些軍閥(或稱地方實力派)割據一方,在一定時期實際握著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事務的管理權,一些地方甚至當時經常宣布“獨立”于中央管轄之外,就說這些地方在“中華民國時期是獨立的”,說它們控制的地盤不是當時中國的一部分,那么為何現在很少聽到有人講四川、廣西、廣東的“民國時期獨立”,卻單單去講西藏那時是“獨立”的?這只能說明這一論點是片面、乏力的,甚至是別有用心的。

  基于上述認識,中國學者對“民國時期獨立說”進行了有力駁斥,比如對于梅·戈爾斯坦關于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是“中華民國名義上統一,西藏地區事實上獨立”的觀點,王堯教授一針見血地指出:“討論西藏民族的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不可能脫離整個中國的大環境,不可能游離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的背景,戈爾斯坦教授恰恰在這方面有意回避,或者不愿引起爭論而有所疏失”;他“十分注意民族間的差異性,但卻不太注意民族的同一性,他未能把西藏歷史放到苦難深重的中國近代史中去考察。因此,其某些解釋和論斷就難以令人信服”。⑩

  對于“供施關系說”,我國學者已經指出:藏文史書中確實存在有關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關系是“供施關系”的說法,但其實質是政治隸屬關系。在大量的藏文史書中,已經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實施的行政管理,以及西藏地方政教首領接受任命、履行職責的史實,因此元朝以來西藏地方是中央管轄下的一個行政區,不是一個置身化外的教區,而西藏地方的政教領袖是行政職官系統中有官階的官員,而不只是教派領袖。而且,古代的漢藏史學家多不采納“供施關系”的說法,今天境外的某些“學者”大肆鼓吹,其意圖值得注意。(11)

  二、關于活佛轉世的歷史定制與中央政府權威的分析

  近年來,十四世達賴喇嘛多次在境外談及轉世問題,比如2014年9月他在德國對媒體表示,“如果十五世達賴喇嘛來到這個世界并使達賴喇嘛建制蒙羞,他寧愿達賴轉世的傳統在他之后終結”。這是他關于達賴喇嘛轉世的又一次謬論,是他和“藏獨”勢力借轉世問題吸引國際社會關注、影響西藏乃至整個藏區穩定的又一次“試探”。而這一謬論又引起國內外對于藏傳佛教活佛轉世問題的關注。

  活佛轉世制度始于13世紀末期。1283年,噶舉派大師噶瑪撥希圓寂,1290年一位男童被認定為他的轉世,被迎請到楚布寺,成為第三世噶瑪巴活佛,從此開啟了藏傳佛教的轉世制度。(12)這一制度“既有其深厚的思想理論基礎,也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佛教的緣起學說和化身再現理論是活佛轉世最重要的理論依據”;這一制度形成后,改變了西藏宗教傳統的傳承方式,使活佛信仰成為藏傳佛教的核心,也“為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推舉了權威”。(13)清王朝建立后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治理,1653、1713年清朝皇帝分別冊封五世達賴喇嘛和五世班禪,正式確定了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封號。1793年,在系統總結以往西藏治理經驗的基礎上,清朝中央政府頒布《欽定藏內善后章程》,規定達賴、班禪和其他大活佛的轉世,由駐藏大臣監督,依照金瓶掣簽的辦法進行。也就是說:每逢一代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和西藏各大轉世活佛的轉世靈童覓到時,即將靈童姓名繕寫在簽上,納入中央頒發的金瓶,由駐藏大臣召集有關大活佛,掣簽確定。轉世靈童的剃發、取法名、選定授戒的師傅和授經的師傅,也都須經過駐藏大臣奏報朝廷核準。當舉行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的坐床典禮時,中央派大員親臨監視。這一制度一直延續到1912年以后,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按照清朝舊制,冊封九世班禪、十三世達賴喇嘛,在他們的圓寂后審核、批準其轉世靈童,并派大員主持坐床。而且,在實行金瓶掣簽制度的同時,中央政府還根據情況,特準一些靈童免予掣簽。據統計,從1793年《欽定藏內善后章程》頒布至1949年,十世、十一世、十二世三位達賴喇嘛通過金瓶掣簽認定,九世、十三世和十四世達賴喇嘛免予掣簽;四位班禪額爾德尼通過金瓶掣簽認定,十世班禪免予掣簽。(14)因此,無論是中央派大員通過金瓶掣簽認定,還是中央特準免予掣簽,都表明了中央對于達賴、班禪靈童認定的決定權,體現了中央對于西藏宗教事務的有效管理,表明了中央政府在西藏治理上的權威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根據國家的宗教政策,活佛轉世受到應有的尊重。按照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1992年完成了十六世噶瑪巴活佛的轉世事宜,1995年完成了十世班禪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和坐床事宜。此后20多年來,我國西藏和四川、云南、甘肅、青海藏區已經批準新轉世活佛1000多位,2007年7月18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還頒布了《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明確強調:“活佛轉世尊重藏傳佛教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但不得恢復已被廢除的封建特權”;“歷史上經金瓶掣簽認定的活佛,其轉世靈童認定實行金瓶掣簽。請求免予金瓶掣簽的,由省、自治區人民政府宗教事務部門報國家宗教事務局批準,有特別重大影響的,報國務院批準”。(15)就西藏自治區而言,活佛轉世有序進行,國家制定頒布《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1995年,西藏自治區按照宗教儀軌和歷史定制,經過金瓶掣簽,報國務院批準,完成了第十世班禪大師轉世靈童的尋訪、認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禪的冊立和坐床。據統計,截至2015年9月,西藏現有活佛358名,其中60多位新轉世活佛是按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認定的。(16)

  上述這些事實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活佛轉世問題上既按照歷史定制和宗教儀軌進行,又繼承了清代以來的歷史傳統,即中央政府和相關地方的宗教事務主管部門具有管理活佛轉世的職責,中央政府對于達賴、班禪等藏傳佛教大活佛的認定具有決定權。對此,境外“藏獨”勢力心有不甘,十四世達賴喇嘛多次就轉世問題發表謬論,尤其是2011年以后妄圖違反格魯派活佛轉世的歷史定制和歷史習慣,否認清代以來中央政府在達賴轉世問題上的權威,甚至向境內藏傳佛教信眾傳播“中國政府欺壓西藏百姓,還控制活佛轉世”的煽動性言論,他顯然忘了:他本人只是歷世達賴喇嘛中的一位,既無法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態度否認歷史和藏傳佛教的傳承,也沒有權力決定達賴轉世制度的產生,更沒有權力決定這項制度的未來。

  三、關于西藏研究中歷史虛無主義的思考

  當前,我們必須注意到,西藏研究中的種種錯誤觀點在國內外都產生了某些負面影響。在境外,上述觀點在西方一些國家有一定的現實影響,尤其是“西藏自古獨立說”、“民國時期獨立說”被一些人轉化成為“1949年后解放軍侵略西藏說”,意思是說西藏在1949年以前是“獨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派解放軍“侵占了西藏”。2011年,筆者曾訪問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這三個國家的某些議員就聲稱他們曾經遭到蘇聯的“侵略”,西藏在1949年以后“遭到中國侵略”,甚至荒謬地認為波羅的海三國已經脫離蘇聯獲得獨立,他們“有義務支持”西藏像他們“脫離蘇聯”一樣從中國“獨立”出去。

  在國內,某些人出于狹隘的“地方情結”或者“本民族英雄人物崇拜意識”,無意或故意地否認歷史事實。筆者2015年8月在西藏調研期間,一個寺廟的講解員在給游客講解一幅壁畫時,指著清代五世達賴喇嘛到北京覲見順治皇帝的場景,說“這是達賴喇嘛在接見清朝皇帝”;另一寺廟里的講解員講到第悉·桑結嘉措在五世達賴喇嘛圓寂后隱瞞不報,康熙皇帝下旨斥責,又下令將六世達賴喇嘛解往北京及途中不知所終這段歷史時,刻意強調清朝皇帝在事后“非常后悔,專門建了佛殿,進行祈禱”。這些說法顯然都違背歷史事實,因為藏文的《五世達賴喇嘛自傳——云裳》里就清楚地記載著他覲見順治皇帝的細節,明確地表明他不是“接見”清朝皇帝,而以臣子之禮覲見順治皇帝;各種檔案也表明康熙皇帝在處理第悉·桑結嘉措、六世達賴喇嘛時是以中央政府處理西藏地方事務的態度處理的,未見有關事后“非常后悔,專門建了佛殿,進行祈禱”的記載。另一方面,一些人在活佛轉世等重大問題上受到境外影響,認為活佛轉世是宗教界的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應當過問,甚至有人認為班禪的轉世靈童就應當由十四世達賴喇嘛指定,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就應當由班禪指定,中央不應過多干預。這一說法就把否認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與否定中央在達賴、班禪等活佛轉世上的權威聯系起來,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境外傳播的煽動性言論“中國政府欺壓西藏百姓,還控制活佛轉世”等謬論的影響,對于西藏的社會穩定、凝聚人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面對種種謬說及其負面影響,筆者認為,首先,我國學術界要保持高度的警惕,牢牢地掌握西藏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斗爭的主動權。2015年8月24日至25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西藏工作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大局,黨中央歷來高度重視西藏工作,當前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放到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上來,把實現社會局勢的持續穩定、長期穩定、全面穩定作為硬任務,各方面工作統籌謀劃、綜合發力,牢牢掌握反分裂斗爭主動權。這為今后維護西藏穩定、做好西藏工作指明了方向,而社會科學工作者在維護西藏穩定方面又有自己的使命、責任和擔當,即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學術的敏銳性,在意識形態領域打好西藏反分裂斗爭的主動仗,努力掌握西藏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維護穩定的主動權。當前,西藏主權歸屬、活佛轉世等問題上的種種謬說,都是影響西藏自治區與四川、甘肅、青海、云南等鄰省藏區穩定的消極因素,我們社會科學工作者對此必須保持警惕,努力掌握意識形態領域反分裂、維護穩定的主動權。

  其次,我們要從學術上澄清事實、批駁謬誤,特別是要有理論上的自覺、自信,以更有創新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做好正本清源的工作,揭穿種種謬說的歷史虛無主義本質。筆者認為,這些謬說的本質在于通過貶損和否定西藏歷史以及西藏與中央政府的歷史關系,詆毀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一重大命題,詆毀社會主義制度在西藏的實踐,否定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在西藏治理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這些謬論的特點是以“學術研究”的面目出現,在“重新評價”、“重寫歷史”的名義下,用歷史虛無主義的手法在西藏地方史、民族史和宗教史中設置“理論陷阱”,采用從根本上歪曲、顛覆西藏歷史的做法,嚴重背離實事求是的歷史研究的根本原則。在研究方法上片面,在史料利用上隨意,對史實有其明確的取舍標準,不僅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而且有著明確的政治訴求,在造成人們思想混亂的同時,為“藏獨”勢力分裂祖國、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團結提供了所謂思想基礎和理論依據。近代先賢就提醒后世:“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毀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7)這些仍值得今天思考、銘記,因此我們必須警惕這些謬說背后的政治意圖,揭穿境內外一些人打著“學術旗號”否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為“藏獨”制造“理論依據”的本質和用心。

  最后,我們要注重學術成果的普及、轉化工作,用我們科學的研究成果教育普通民眾,引導人民群眾正確地認識相關問題,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和主導權,從而為維護西藏和四省藏區的長治久安、凝聚人心做好基礎性工作。面對種種謬說和境內某些人的響應,筆者認為學術界不僅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有學術的敏銳性和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以更有創新性、前瞻性的研究成果揭穿其歷史虛無主義的本質,而且要廣泛地向大眾普及西藏地方的歷史、文化和宗教知識,為維護西藏穩定、邊疆穩固、國家統一做出應有貢獻。比如在西藏主權歸屬問題上,我們要梳理已有的主要觀點、理論,包括“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從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13世紀40年代正式歸入中國的版圖,成為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一個行政區”等觀點。在此基礎上,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為指導,把我國領土、疆域的歷史發展規律與國家、主權相關理論有機結合起來,逐步完善中國歷史疆域形成、發展的理論體系,牢牢掌握意識形態主導權,并在國際學術交流中爭取話語權、主動權。

  注釋:

  ①拉巴平措:《把握歷史趨勢、探尋發展規律——也談西藏地方歷史發展的三個高潮和兩個低谷》,《中國藏學》2015年第3期。

  ②參見張云:《關于西藏自古是中國一部分答新華社記者問》,《西藏歷史與現實問題論集》,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77—484頁。

  ③[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時事出版社1994年版,第43—89頁。

  ④[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第844頁。

  ⑤參見張云:《論所謂的“供施關系”》,《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增補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263頁。

  ⑥對于元朝、明朝、清朝和中華民國治理西藏的政策、措施,可參見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恰白·次旦平措、諾章·吳堅、平措次仁著,陳慶英等譯:《西藏通史——松石寶串》,西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版;謝鐵群編著:《歷代中央政府的治藏方略》,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版;張云:《元代中央政府治藏制度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鄧前程:《一統與制宜:明朝藏區施政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蘇發樣:《清代治藏政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祝啟源、喜饒尼瑪:《中華民國時期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系》,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版,等。

  ⑦俞正聲:《在西藏自治區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2015年9月8日)》,《西藏日報》2015年9月9日第1、6版。

  ⑧參見張云:《論西藏自古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增補本)》,第23—41頁。

  ⑨孫中山:《孫總統宣言書》,《東方雜志》第8卷第10號“內外時報”,1912年。

  ⑩王堯:《漢譯本序言》,[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第8頁。

  (11)參見張云:《甥舅關系、貢賜關系、宗藩關系及“供施關系”》、《論所謂的“供施關系”》,《西藏歷史問題研究(增補本)》,第89—112、253—263頁。

  (12)參見陳慶英、陳立健:《活佛轉世——緣起·發展·歷史定制》,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55—122頁。

  (13)參見沈陽:《西藏宗教探究》,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19頁。

  (14)參見張云:《清代在西藏實施金瓶掣簽的歷史不容否認——評達賴喇嘛宗教聲明中有關金瓶掣簽的幾個論點》,《西藏歷史與現實問題論集》,第165—180頁。

  (15)沈陽:《西藏宗教探究》,第225—238頁。

  (16)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實踐》(2015年9月),新華網(http://www.xzxw.com/xw/xzyw/201509/t20150906_792964.html),訪問時間2015年9月6日。

  (17)(清)龔自珍:《古史鉤沉論二》,《龔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25頁。

  

  本文原載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4期,原標題為“歷史與現實:關于當前西藏研究的幾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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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歷史與現實_關于當前西藏研究的幾點思考_孫宏年.pdf
  1. 歷史與現實:關于當前西藏研究的幾點思考
  2. 從歷史事實看釣魚島主權歸屬
  3. 釣魚島爭端的來龍去脈
  4. 從史學研究方法看近年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
  5. 提高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能力水平
  6. 抵制歷史虛無主義在網絡上蔓延需精準發力
  7. 歷史虛無主義在文化市場上演進的三段歷程
  8. 廓清歷史虛無主義的迷霧
  9. 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大學生的影響及對策分析
  10. 以文化自信抵制歷史虛無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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